




2008年春天,《蔡國強:我想要相信》回顧展已破紀錄地成為紐約古根漢美術館歷史中觀展人數次高的展覽。在2008年2月22日至5月28日為期14週的展期中,總進場人數為340,805人,每日平均觀眾則為4,106人。而紐約古根漢觀展人數最高之展覽為建築大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回顧展,每日平均觀眾為4,151人;但法蘭克.蓋瑞回顧展以建築為主,因此《蔡國強:我想要相信》在視覺藝術展的範疇中已名列第一。
目前正在畢爾包古根漢展出的《蔡國強:我想要相信》也在開展的首月就打破了該館過去3年來的觀展人數紀錄。 4/7-12為西方的復活節假期,畢爾包作為一文化觀光城市,向來十分重視這段期間的觀光人口,而蔡國強展覽在該週以34,793觀展人次的紀錄成為近年新高。

《蔡國強:我想要相信》是古根漢美術館
首次為華人藝術家舉辦的大型個展,
也是本季最讓人引頸期盼的展覽之一!
—— 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2008.02.17
隨著《蔡國強:我想要相信》回顧展的裝置落成,
蔡國強的名字將無所不在。
英語讀者,快學會怎麼念中文「蔡國強」!
—— 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8.02.20
一位中國出生的藝術家,
以他的機智和火藥橫掃了國際藝術圈。
—— 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2008.02.24
蔡國強……是中國最具國際聲譽、
最成功、最有天分和挑戰性的藝術家。
——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2008.03.01-03.02
蔡國強是媒材的創新大師——
瞬間地從有形轉變成無形的藝術,
比千篇一律的商業性焰火展示還要有趣萬千。
—— 紐約客雜誌 New Yorker,2008.02.25
在知道蔡國強的背景之後,
一般人可能很容易就將他歸類為一個華人藝術家。
但他其實是文化全球化的化身。
從他的《外星人》系列作品就能看出,
蔡國強想要跳脫出東西文化分界的窠臼——
也許不該稱他為全球性的藝術家,
而該更精確地說是跨銀河的藝術家才對。
—— 新聞週刊 Newsweek,2008.02.25


蔡國強,1957年生於福建泉州,1981至1985年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1986年底赴日本留學,就讀於國立築波大學綜合藝術研究室。1995年移居紐約至今。
曾獲1995年日本文化設計奬、1995年第四十六屆威尼斯雙年展本尼斯奬、1999年第四十八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奬、2001年美國歐柏特藝術奬、2005年國際藝術評論家協會最佳裝置作品及個展奬、2007年第七屆廣島獎、2009年第二十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等。
蔡國強的藝術足跡幾乎遍及所有國際大展,作品也在眾多世界著名的藝術殿堂展出,如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和現代美術館、倫敦的泰特現代美術館、巴黎的龐畢度當代藝術中心等,主要火藥草圖及大型裝置作品也為這些美術館永久收藏。他成功實現多項規模宏大的藝術計劃:1992年在德國漢諾威(Hann. Münden)引爆的《胎動二》作品、1993年在中國嘉峪關戈壁沙漠點燃的《萬里長城延長一萬米》、1996年在內華達州核子試驗場及美國多處作的《有蘑菇雲的世紀》、2002年橫跨紐約東河的《移動彩虹》。他還將人類重要的慶典轉化為一種特殊的當代藝術形式,這方面的重要作品包括1994年日本京都建城一千兩百年祭、2001年上海APEC大型景觀焰火表演、2003年紐約中央公園一百五十週年慶,還有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開閉幕式焰火,透過全球轉播讓數十億觀眾感受直接震撼。
2008年二月,蔡國強的個人大型回顧展《我想要相信》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開幕,《紐約時報》評為「本季最讓人引頸企盼的展覽之一」,參觀人數更是直追該館2001年建築大師法蘭克.蓋瑞回顧展曾創下的最高紀錄。該展同年八月巡迴至北京中國美術館,並於2009年三月在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展出,也帶來了破紀錄的人潮,除了國際觀光客外,更有大量當地民眾參與盛會,顯示蔡國強作品跨越國界、跨越文化的獨特魅力。
蔡國強隨時充滿好奇心,熱切進行跨領域突破,曾與科學家、服裝設計師、建築師、作曲家、舞蹈家、電影導演等各行頂尖人物合作。他的藝術表現涉及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多媒體藝術等當代最為前衛性的藝術範圍,是國際當代藝術領域中最受矚目和最具開拓性的藝術家之一。

我從小在泉州長大,泉州的文化氣息濃,文人們整天都在畫菊花或畫蘭花。文人思想與個人主義很濃厚,他們坐在一起總是感慨中國文明的偉大成就,總是在讚嘆過去五千年的文明,像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的童年正值文革期間,但泉州因天高皇帝遠,文革的傷害相對來說小一點。當時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一出來,就算是半夜也要敲鑼打鼓上街,在我回憶起來這就好像是一場行為藝術,是我最早感受到的儀式性。
當時學校裡面教的馬列主義或是毛澤東思想,對我的作品一直有影響,例如「造反有理」、「不破不立」、「農村包圍城市」、「製造輿論,發動群眾」、「武裝奪取政權」、「建立根據地」等等共產黨思想。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建立在黑格爾等西方哲學基礎上,所以日後我在西方做展覽和別人爭論觀點時,相較之下,他們跟日本人對話就痛苦些,因為我爭辯的方法是源自西方的辯證法。

大概是十多歲左右,那時早晨起床時經常警告自己,未來千萬別當上班族,要是像大人那樣趕著幾點要上班,我的這輩子就太無聊了。
真正成為藝術家的轉折點,是1986年底離開中國去了日本留學。出國,讓我成為像現在這樣的藝術狀態。像我這樣的人若留在中國,既當不了藝術家,也當不了改革派,因為我不願意、也沒有膽量去對抗政權,我又要睡懶覺又要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事情,這種心態怎麼能留在那邊當改革派?
「我沒有能力開門,是我剛好走到門口,門開了,我就溜了出去。」中國改革開放、可以出國留學時,我就溜到日本,此時日本人正熱切地反省現代化、國際化的努力其實是西方化的結局,在這樣痛苦反省下,我的到來使他們對東方文化感到信心,把我當成一種「文化英雄模式」,移植了他們的期待。
之後到了美國,他們對於一極化的世界開始動搖,全球化的諸多問題證明西方價值觀的侷限性,開始關注多元文化。美國是沒有異國情調的,這也是我會選擇美國並喜歡這個國家的原因,他們會把你視為「正常的藝術家」。如果是歐洲,雖然會覺得一位外來藝術家很優秀,但他們是把你當成一位「中國藝術家」看待,像是在進行文化交流,長期住在歐洲的藝術家十分受到尊敬,但對他的藝術本身的討論和承認卻沒那麼重視。

在一個文化裡成長,用那個文化既有的元素來創作,是很自然的。我們看西方人用希臘神話或聖經典故來做雕像、編舞蹈,似乎不大會說他們對自己的文化背景依賴太大、不夠國際性,甚至很本土。但我們在東方成長,用自己的一套表現,就要擔心自己「不國際」,這是先天的不幸。西方主持了世界文化舞台,我們看來顯得落後,看見非西方藝術家用非西方文化創作,我們就容易感到不安。
既然中國文化有許多優秀的哲學、美學原則及方法論,我們能不能在現代藝術的語彙開拓上把它表現出來、教人口服心服地看得到,從而影響世界現代藝術的發展?這當然是一種近乎烏托邦式的說法,但我們還是需要信心,沒有必要迴避自己的背景、迴避東方文化的泉源。要能把自己的東西好好地、經過消化地表現出來,還是能夠達到現代化、國際化的,但表現的重點不是為了回歸過去,是去面對當今、面對世界,探索藝術新的可能。

我在家鄉泉州生活了二十幾年,那裡和台灣隔海相望。
對於在台灣辦展覽,我很期待卻不知如何去積極追求,一直在等待。
1997年誠品畫廊的趙琍,到紐約皇后美術館看我的個展《文化大混浴》,當時我們馬上就談合作了,其實在這之前我與誠品已經有過對話,當時我就表達很想在台灣做一點事情。1998年我在台灣辦的第一個展覽是《胡思亂想》。我在台灣做展覽會比在國外認真投入,因為在台灣我有語言能力,作品可以用語言更多地傳達訊息,《胡思亂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可以說很多想像但沒做成的事情,這個展覽若在英語國家做便會很痛苦。做完《胡思亂想》,98年我在台灣也陸續做了幾個作品:《廣告城》、《金飛彈》、《不破不立--引爆台灣省立美術館》。
1999年我做了《九二一的烙印》、2004年策劃「金門碉堡當代藝術館」、2005年與蔡康永合作電視購畫、2006年與雲門合作《風.影》。每一次我在台灣都能將自己解放開,我也很希望給這塊土地一點東西,就像我為了九二一大地震所做的作品。
我與台灣好像一見面就是好朋友,是一家人:我生長在福
建泉州,與台灣同屬閩南文化,是河洛人;我分別在日本
與美國工作,這兩個國家的文化也深深影響著台灣;在台
灣藝術圈我們可以一起談現代藝術,也可以談論東方藝術
家如何跨入全世界的問題……種種因素攪在一起,我感到
自己與台灣特別地親近,後來我才明白,我把台灣當成了
我的文化故鄉。
